老家大门的正上方贴有一块瓷化板门匾，虽经三十多年寒暑交替，略有斑驳，但那上面的字仍熠熠生辉，那是父亲对我永远的“叮咛”。

父亲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，在他总角之年，双亲不幸离世，两个弟弟，一个五岁，一个正蹒跚学步。瞅着这恓惶的三兄弟，当时有门里人商量把小弟送人，父亲坚决不同意，他用那纤细的双臂搂着两个弟弟坚定地说道：“是死是活，弟兄三个也要在一起，就是要饭也要把他俩养活大。”从此，父亲用他那稚嫩的双肩，单薄的身躯，扛起了一个飘零的“家”。秋播、春耕、夏收，自此田间地头就有了一个比犁杖高不了多少的忙碌身影。

自打我记事起，亲朋邻里家里，无论是婚丧嫁娶，还是筑院盖厦，他总是去的最早走的最迟的人，也是忙前忙后操心最多的人，就连每年正月里走亲戚都要到十五过后才能走完。待我年龄稍大问及此事，他言语沉重地说：“在那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的年月，没有亲朋邻里的帮衬，三个孤儿能活下来吗？当时的一碗饭、一块馍、一尺棉，都是恩情呀！做人做事不能忘本，要永远记住别人的好。”

父亲在晚年经常给我们说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:一个是说媳妇，一个是盖院子。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仔细一琢磨，个中的艰辛也只有他能品出来。先是他们弟兄三个陆续成家，开枝散叶，不出十来年光景，又是我们哥三个接力而来。一个在土里刨食的庄稼汉，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可以说是尽其所能了。他那微佝的身躯，能藏进麦粒的抬头纹，柴刺扎不破的双手和那一变天就无比难受的双腿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
父亲幼时读了三年私塾，家庭的变故让他过早地走向了社会，也许是生活的艰辛历练了他的人生，或许是先生的启蒙让他对读书非常支持，在当时的条件下能供他两个弟弟和我的哥哥姐姐读到初中、高中确实不易，在我的身上更是倾注了心血。在我们小时，他常常念他熟记的几首劝学诗篇，像什么“三更灯火五更鸡，正是男儿读书时，黑发须知勤学早，白头方悔读书迟”；“少年读书不用心，不知书里有黄金，早知书里黄金贵，夜点明灯下苦心”；“少小须勤学，文章可立身，满朝朱紫贵，尽是读书人”等等，我们兄妹几人称之为“老一套”。

一九九零年，我有幸考上了大学，邻里邻外都到家里恭贺，父亲欣慰地说：“木渣里终于找到了一个橛楔子。”那些天我发现父亲的抬头纹都展了很多。在恭贺声中，我有些飘飘然，嚷着让父亲请一场电影，父亲沉着脸说：“村里还有几个落榜生呢，你们都是打小一起的玩伴，咋就不考虑他们的心情呢。”

为了凑足上学的费用，父亲让我和大哥到粮站粜粮，得款三百余元并换粮票一百余斤。上学临走前，父亲给我说了让我粜粮的原因：一囤粮食是全家人的积攒，也是全家人的血汗，不要忘记是全家人供你念书的，念就给我念个出息，不要让人戳脊背。

父亲在临近花甲之年，还想为我盖一座房子。在多次劝阻无效的情况下，只得答应他盖一排门房，父亲人生中的最后一座房子在他的执着中动工了。待我国庆假期回来，房子已盖好。一溜三间砖木结构，外带一间门楼，九尺多宽的开间，门楼上方中央贴着瓷化板烧制的门匾，上面刻着“贤才贵”三个大字。看着门匾上的字，我笑着问父亲:“在村里门匾不都是‘紫气东来’‘福禄寿喜’‘勤劳致富’‘勤俭持家’等内容吗，你怎么贴这三个字呢？”父亲抬头看着门匾说：“这三个字是我专门定烧的，多花了几十块钱呢。我识字少，文化低，大道理也讲不出多少，但多年的人生磨练使我知道做人做事的最基本原则是什么。你念书有出息了，端上了公家的饭碗，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你心里一定要有一杆秤，不求你大富大贵，光宗耀祖，但愿你不要丢先人的脸，做一个品行端正，受人尊敬的人就行了。”

父亲在古稀之年不幸病逝。他在弥留之际，耗尽尚留一丝清明的神志看着我，含糊不清的不知说着什么。从他那微张三下的口型中，我读懂了他的意思，那是对我的最后“叮咛”。

父亲尽其所思，把对我的期盼刻在门匾上，作为儿子的我，要把这份期盼镌刻在心里，同时也要把这份期盼传承下去，作为父亲对子孙后代永远的“叮咛”。（物供中心  邵卫东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