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家大门的正上方贴有一块瓷化板门匾,虽经三十多年寒暑交替,略有斑驳,但那上面的字仍熠熠生辉,那是父亲对我永远的“叮咛”。
父亲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,在他总角之年,双亲不幸离世,两个弟弟,一个五岁,一个正蹒跚学步。瞅着这恓惶的三兄弟,当时有门里人商量把小弟送人,父亲坚决不同意,他用那纤细的双臂搂着两个弟弟坚定地说道:“是死是活,弟兄三个也要在一起,就是要饭也要把他俩养活大。”从此,父亲用他那稚嫩的双肩,单薄的身躯,扛起了一个飘零的“家”。秋播、春耕、夏收,自此田间地头就有了一个比犁杖高不了多少的忙碌身影。
自打我记事起,亲朋邻里家里,无论是婚丧嫁娶,还是筑院盖厦,他总是去的最早走的最迟的人,也是忙前忙后操心最多的人,就连每年正月里走亲戚都要到十五过后才能走完。待我年龄稍大问及此事,他言语沉重地说:“在那食不果腹,衣不蔽体的年月,没有亲朋邻里的帮衬,三个孤儿能活下来吗?当时的一碗饭、一块馍、一尺棉,都是恩情呀!做人做事不能忘本,要永远记住别人的好。”
父亲在晚年经常给我们说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:一个是说媳妇,一个是盖院子。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,仔细一琢磨,个中的艰辛也只有他能品出来。先是他们弟兄三个陆续成家,开枝散叶,不出十来年光景,又是我们哥三个接力而来。一个在土里刨食的庄稼汉,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可以说是尽其所能了。他那微佝的身躯,能藏进麦粒的抬头纹,柴刺扎不破的双手和那一变天就无比难受的双腿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父亲幼时读了三年私塾,家庭的变故让他过早地走向了社会,也许是生活的艰辛历练了他的人生,或许是先生的启蒙让他对读书非常支持,在当时的条件下能供他两个弟弟和我的哥哥姐姐读到初中、高中确实不易,在我的身上更是倾注了心血。在我们小时,他常常念他熟记的几首劝学诗篇,像什么“三更灯火五更鸡,正是男儿读书时,黑发须知勤学早,白头方悔读书迟”;“少年读书不用心,不知书里有黄金,早知书里黄金贵,夜点明灯下苦心”;“少小须勤学,文章可立身,满朝朱紫贵,尽是读书人”等等,我们兄妹几人称之为“老一套”。
一九九零年,我有幸考上了大学,邻里邻外都到家里恭贺,父亲欣慰地说:“木渣里终于找到了一个橛楔子。”那些天我发现父亲的抬头纹都展了很多。在恭贺声中,我有些飘飘然,嚷着让父亲请一场电影,父亲沉着脸说:“村里还有几个落榜生呢,你们都是打小一起的玩伴,咋就不考虑他们的心情呢。”
为了凑足上学的费用,父亲让我和大哥到粮站粜粮,得款三百余元并换粮票一百余斤。上学临走前,父亲给我说了让我粜粮的原因:一囤粮食是全家人的积攒,也是全家人的血汗,不要忘记是全家人供你念书的,念就给我念个出息,不要让人戳脊背。
父亲在临近花甲之年,还想为我盖一座房子。在多次劝阻无效的情况下,只得答应他盖一排门房,父亲人生中的最后一座房子在他的执着中动工了。待我国庆假期回来,房子已盖好。一溜三间砖木结构,外带一间门楼,九尺多宽的开间,门楼上方中央贴着瓷化板烧制的门匾,上面刻着“贤才贵”三个大字。看着门匾上的字,我笑着问父亲:“在村里门匾不都是‘紫气东来’‘福禄寿喜’‘勤劳致富’‘勤俭持家’等内容吗,你怎么贴这三个字呢?”父亲抬头看着门匾说:“这三个字是我专门定烧的,多花了几十块钱呢。我识字少,文化低,大道理也讲不出多少,但多年的人生磨练使我知道做人做事的最基本原则是什么。你念书有出息了,端上了公家的饭碗,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你心里一定要有一杆秤,不求你大富大贵,光宗耀祖,但愿你不要丢先人的脸,做一个品行端正,受人尊敬的人就行了。”
父亲在古稀之年不幸病逝。他在弥留之际,耗尽尚留一丝清明的神志看着我,含糊不清的不知说着什么。从他那微张三下的口型中,我读懂了他的意思,那是对我的最后“叮咛”。
父亲尽其所思,把对我的期盼刻在门匾上,作为儿子的我,要把这份期盼镌刻在心里,同时也要把这份期盼传承下去,作为父亲对子孙后代永远的“叮咛”。(物供中心 邵卫东)